具体措施：首先，要将地方环保机构的人事任免权统一归口于上级环保主管部门，其次，要对环境保护系统建立独立财政体制。
从那时起，美国联邦政府改变了以法院适用普通法而规制经济的方式，在职业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颁布大量的制定法。而且，这些顺位是否具有排列的绝对性，也值得探讨。
行政政策形成的视点也基本以此为观察对象，并一改传统仅重视决策与执行等环节，既溯 源，对政策问题的设定、备选方案的选择进行探讨; 又检视结果，对政策执行进行评价，注重反馈信息，增强制度的循环性。典型的案例如 1983 年的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15]与1984 年的谢弗林案[16]。而其他学者注重规制分析、政策分析表明现代行政法学与政治、合法性以及政策问题关联程度更加紧密，但是他们仅仅发现了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更加漫长。但核心的问题仍然在于如何展开政策分析，如何促使行政法与规制政策 ( 总论与分论) 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四、结语 本文试图从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向，探讨实践中法律解释与行政政策形成之间的纠葛。[20]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的两种观点都不可取，前者过于强调二者的独立性，后者则否定二者的共通性，甚至将二者置于对立面。
国会主导的行政强调法律解释技术的应用与对行政的事前控制，而总统主导的行政则强调总统与行政机关对规制事项的能动性与对行政事前、事中全面控制，制度设计体现为规制审查、程序要求、公众参与等。这种现象与现实是不相适应的，行政过程论认为应将法律的政策性评价纳入到行政法学中去。孟德斯鸠则是根据英格兰的制度和实践，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78]，他进一步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在国际舞台上，法国的外交政策也因此而摇摆不定，特别是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屡屡受挫，[33]而这又和国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法国政坛显得格外纷繁复杂、混乱无序。[103]其次，对宪法委员会实施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和机制的设计也比较有局限性。这样就造成一个实质上的后果，即司法机关在审查立法。政府为了维系行政的优越，抵制此种情形，不仅衍生许多特别的委员会、审判权，以避开法院的制裁，另外还特别于1641年郑重提出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敕令(lEdit de Saint-Germain-en-Laye de février 1641)。
[1] 学术界一般认为，1799年的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终结的标志。这些原则和规定在法国后来的宪法中又得到了重申，比如，共和III年宪法第203条就规定：法官不得干涉立法权的行使，也不得制定规则。
人民的代表是立法机关和国王。有学者就指出，考虑到参议院成员的宪法地位，而且参议院的独立性还没有共和VIII年宪法的元老院大，预期这样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得到充分的实施，的确是一种很不切合实际的想法。[4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33页，商务印书馆，1982。[88]最终，虽然制宪者们基于恐怖执政（La Terreur ，1793-1794)的教训注意到对多数暴政的防范，但还是以两院制议会这一政治化的制度设计来加以解决，西耶斯的主张被拒绝。
一方面，大革命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和革命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它在各个方面都开创了法国社会革命性改变的新纪元。如果议会坚持自己第一次投票时的立场，则法律只有在现行宪法按照第90条所规定的修宪程序进行修改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公布。基于这种制度和实践而形成的法国人对司法权的特殊理解和认识，其中包含着对于司法权的一种防范，甚至是一种恐惧司法的情结。第4款规定，下列事项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国防的一般组织。
这又是政府主导议会立法过程的一项制度设计，它可以迫使议会终止对于任何法案的讨论。[66] Dominique Turpin,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 Son fole, sa jurisprudence, Hachette, 2000, p.106. [67] 许振洲编著：《法国议会》，22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如果三机关的推荐一致，元老院则要接受三个机关的决定。第2款则规定，国民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的表决来决定政府的去留。
[6] 路易十六国王于1791年9月13日表示接受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并于次日（即9月14日）宣誓忠于该宪法。新的宪章未确认君权源于神授，国王与议会之间达成了协议，甚至可以堪称是政治契约的典范。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宪法委员会在1958年宪法制定过程中被视为实现理性化的议会制度的一种附属设计，一种防止议会侵入行政立法保留领域的制度保障，但是不管怎么样，宪法委员会一旦得以建立，其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就不能完全依赖制宪者的设想。[77] 洛克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参看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从其本质上来看，制宪者建立宪法委员会是为了使议会对政府的肆虐得到终止。
这种局面为法国的政党纷争又增添了极为不稳定的因素。参看，[英]洛克：《政府论》，下篇，91页。
宪法还规定元老院可以任命立法院和评议院的成员，以及执政官、最高法院法官和审计委员。但是，鉴于议会制是法国的宪法传统，并非可以轻易地抛弃，只能对其进行改造。
动议提出48小时之后，才可以进行表决。[58] 从更远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公意的表达和人民主权与法国历史上的君主主权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一定程度的关联，只不过是王权至上性通过国家主权的过渡形式转化为了人民的公意至上。
最初的60名成员中的31名由西耶斯等四人任命，其余的29名由前31名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任命。[3] 这个演变是由第三等级通过投票作出决定的方式完成的，这意味着，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本上得到解决。而第三项权力是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即司法权力。根据这项概念，立法和司法权力在其相应领域内具备同样主权。
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宪法委员会并不能宣布该法律违反宪法而使其失去法律效力，而是将法律公布的时间往后推迟到宪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之后。总统拥有行政权，得任命各部部长且不向议会负责，得向议会发布国情咨文。
[101] Fran?ois Luchaire在其专著中则提出，在1946年两次制宪过程中，合宪性审查问题被提出来，仅仅是为了避免国民议会忽略另外的国家机关，特别是议会的第二院（共和议会），并不是基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考虑。[83] 王学辉，郑琦：《依法行政的历史考察——兼谈依法行政阶段论》，载文正邦等合著《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1辑，155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他将第二项权力解释为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即行政权。另外，根据宪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在审议法案的过程中，基于政府的要求，接受提交的议院应该将辩论中草案的全部或那些涉及政府所提出或所接受的修正案的部份付诸于强制表决。
[99] Jeanette Bougrab, ? Le contr?le de constitutionnalité des lois de la Constitution de 1946 ?, dans la Revue fran?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 1999-38, p312. [100] [日]中村义孝编：《法国的法治国家论与宪法法院——路易?法布奥罗与多米尼克?卢梭的理论》，莫纪宏译，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34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而宪法第41条则规定，在立法过程中，如有法律提案或修正案不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本宪法第38条所赋予的授权内容相抵触，政府得提出不可受理的异议。裁决行政纠纷的活动属于行政权的范围，裁决其他纠纷的活动属于司法权的范围，行政纠纷应由行政机关处理，不应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处理，否则便是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不论是民主合法性的确立与巩固，还是分权制度的完善与优化，以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和演进，都彰显着法兰西民族独特的个性和卓尔不群的追求。
[61] 在1923年的《宪法学教程》中，狄骥(Léon Duguit)全面反驳了卢梭的理论。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宪法第92条第３款规定，宪法委员会只能根据现行宪法第1章至第10章的内容来对法律作出审查。[76]1791年宪法在其第3章（公共机关）总论部分的第2条规定，国家的所有权力只能通过授权来行使。
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选择告别第三共和，重新制宪。[60]在法国宪法发展史上，也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对于卢梭的公意说和人民主权学说提出过质疑，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对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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